钟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雅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文化间距视角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需要整合中外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以文化产品推进审美感官、思维情感、思想理念相通；以技术赋能实现文化产品创新与国际交往场域扩展；面向受众推进精准化、在地化、分众化传播，最终实现文明“间谈”、扩大交往间距、实现价值共通。

  2021年5月31日，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在国际传播工作中要着力提高“五力”，即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其中包含形式上创新话语和增强叙事感召力，以及内在提升中国国际线]。作为多元主体国际传播的资源，中华文化怎么来面对当今历史发展进程和国际形势，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赋予民间传统文化以现代价值，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成为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重要议题。因此，分析当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现实形势和发展困境，研究主流媒体开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目标理念、内容载体、传播渠道以及受众心理的新思维和新路径，可以有力破除“”“文明冲突论”等不利舆论，展现深植于中华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的哲学，为增强文化感召力、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新的思路。

  作为复杂而动态的系统，文化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焕发生机。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3]世界既有格局的变化和新兴力量的崛起加快了传播秩序的重塑，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交往的同时，国际争端、发展失衡、技术垄断等问题为世界和平发展和国家间合作共赢带来挑战[4]。中国式现代化以一起发展为愿景和行动目标，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需要破解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以应对可能会遭遇到的偏见和舆论战、认知战。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5]中华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内生动力[6]。优秀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历史中的“和合”“尊生”等文化资源和哲学智慧，涵盖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存在和发展问题，为解决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全球性问题和人类发展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当代中国通过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突破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思维，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的中国方案。

  除了及时用事实回应不实言论，主流媒体更需要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思想、创新观点，通过长期文化建构展示灿烂中华文化及其所蕴含的中国哲学和智慧，在与外国公众的文化对话中促进文明对话、化解偏见，以此来实现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有机连接，为时代发展和人类命运贡献中国主张。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需要突破自我故事描述、自我利益维护，转向人类共同利益维护。处于大变局的世界迫切地需要负责任大国更积极地投入全球治理，而基于文明互鉴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对于增进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谐共处、减少内耗，携手应对一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描绘的共同现代化愿景，具有重大的中国意义与世界意义。

  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复合开启了数智时代新型传播场景。《马上就要来临的场景时代》一书中指出，大数据、移动电子设备、社会化媒体、传感器和定位系统作为五种技术力量，使未来进入场景时代[7]。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中华文化传播迈入Web3.0时代，实现文化遗产数字化留存、文化资源语义化管理、文化产品资产化流动和文化的虚拟化呈现[8]。ChatGPT、Sora等生成式AI能处理现有文化资源实现交互智能的文化再创作，实现跨文化叙事的技术重构[9]。

  技术改变了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使用的旧有模式，为文化信息储存、文化资源复原、文化数据整合提供了技术支撑。数字信息技术突破传统媒介，打造现实与虚拟的交互式和沉浸式体验，融入声音、文字、影像等全感官要素进行场景化叙事演绎，借助虚拟现实技术（VR）和增强现实技术（AR）提供交互功能，还原历史场景、讲述历史变迁[10]。技术拓展了中华文化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通过算法精准推送到新媒体平台、抵达目标受众，在沉浸交互中使受众从内容接受者变为文化参与者和创造者，建立与受众更加具象和多维的生活化链接。

  面对“百年变局”的传播需求和数字技术的传播机遇，媒体发展生态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主流媒体从宣传、说明变成传播。新传播形势需要新传播理念，中国主流媒体作为国际话语和传播秩序的主要构建者[11]，要建立“资源集约、结构符合常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12]。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通过深层次地融合，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通过“思想+艺术+技术”等传播理念，实现主流媒体舆论导向和引领的发展定位，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思想的传播是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关键，智能化技术是手段，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传播内容则是基础。主流媒体即时发布国际国内重要报道，在民间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解读中引领重要思想的传播。数字在场重塑着大众的审美体验，弹幕、直播、虚拟人、VR等实时交互的沉浸式媒介兴起，新媒体资源逐渐向视觉化转型。移动终端的使用弱化了文化整体性和宏大叙事，对于传播内容碎片化的要求提升[13]。主流媒体需要强化艺术创意和艺术表达，加强受众的共情体验，满足受众的使用需求。

  在先进数字技术的引领之下，技术与文化创意生成、文化产品生产和内容传播深层次地融合，从专业生成内容（PGC）、用户生成内容（UGC）逐渐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转向。主流媒体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文化内容生产，通过“5G+4K/8K+AI”模式赋能媒体生产、增强使用者真实的体验、推进虚实结合，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

  间距展现了多元文化思想和丰富文化资源，在间距与之间的对话和交互中才能增强文化感召力、实现文明互鉴。

  全球化发展为理解传统以贯通古今、反思多元文明体系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引起了哲学界具有比较视野的文化间对线世纪，海德格尔、胡塞尔、哈贝马斯、汉斯·昆等人改变了主体性的理论范式，哲学关注视角逐渐从两极化“我—它”主客之分的主体性范畴，转向布伯讨论“我—你”关系的对话哲学，“我—你”之间的关系才能产生真正的相遇和对话，相遇和对话“之间”的张力为精神交流提供空间。

  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ois Jullien）是法国哲学家和汉学家，是研究文化间性的代表人物，他在《间距与之间：论中国与欧洲思想之间的哲学策略》中曾阐述“间距”与“之间”的概念。他认为探索间距（écart）意在遇见外在文化之际，与已建立的思维保持距离并探索其他思想资源，藉由距离产生彼此端视的张力，从而超越本体论和二元思维。[14]朱利安和马丁·布伯都从相互关系出发探寻间性，而朱利安更看重从他者出发，通过文化思想之间的交互，在交流空间之中挖掘文化渊源和文化内涵，从而反思和解构自身。朱利安以间距区分过往研究的“认同”与“差异”，差异更加偏重静态的区分，基于预设的认同，通过暗示差异、制造差异和寻求认同观照自我[15]；与之相反，间距则意味着具有生产力的解放、制造。间距的原则和需求并非寻求认同，而是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开拓和探索交流和孕育的空间，开拓文化多元性[16]。

  中西之间并非对立和非此即彼，而是通过“打扰归位”，促使双方进行面对面的反思，凸显各自丰富的文化思想和文化资源，逾越他者性反思自身，避免带有意识形态成见的认知[17]。虽然朱利安的文化间性理论强调间距中的彼此映照，而非比较，但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比较必不可少，朱利安本人也在欧洲哲学和中国思想中跳转。由于其比较的目的并非同一性的认同，有学者也将朱利安的方法叫作“不比较的比较”，将其目标称为“绕路而返”[18]。文化间距理论虽然通过“绕路而返”的方式来进行判断，但学界也产生了对其伦理价值的批判，认为社会建立真善美的文化“认同”是必要的，而朱利安则缺失了对价值的规范[19]。也有学者觉得朱利安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未融入文化间传播的具体情景[20]，难以融入具体研究[21]，尚无法适应混杂现代性的世界体系[22]，因此就需要赋予文化间距价值尺度，将其杂糅到复杂的文化间传播实践之中进行再探索。

  文化间距是超越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通过间距和之间、间距和共通实现多元文化间的“间谈”，最终目的并非说服、共识或认同，而是在畅通的对话中借鉴对方的文化进行反思，在之间的张力中促进彼此的对话。“他者让双方总是畅通，不停地在之间里交流，永远都在开展的过程之中。”[23]间距的思想从存在本体的思维方法，逐渐演变成以对话与自我主义拉开间距的生活方式。

  文化研究存在着以英美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二元对立。其中英美将文化译为civilization，指代既有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德国将文化译为culture，意为生命和生活的活着的样态。文化是现存形态不断累积的过程，也在不断创造之中焕发新生，因此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看，应将文化视为活动方式和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24]。

  2014年，习主席提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5]。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打开了文明之间畅通对话的间距，更成为反对文化霸权、强权政治、零和博弈的思想，为促进平等、对话、包容等共同价值提供政治和思想基础。除了抵抗文化霸权，间距更是对伦理和政治的抵抗[26]。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生产模式带来的资本主义和同质化，是一种“摧毁他者、独特性以及不可比较之物”的暴力[27]，这种关系催生了以他者审视自我的优先权。

  近代中国对于中西方文化关系问题，出现过“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等不同倡议，均反映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西方更是通过文化维度等理论，区分权力距离高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等，量化中西价值观差异，从而服务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商业管理。近年来，“”“文明冲突论”等论调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导致文化的殖民扩张和世界秩序的争端，以文明间的冲突对立和竞争作为理论基调。如今，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已没有办法解决多元性、动态性的发展问题，文化间距思维为文明间的对话和共同价值的生成提供场域，无论是主流媒体内容生产者还是受众都应当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打破自身认知的偏见[28]。

  全球文明倡议和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在倡导平等、对话、包容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赋予间距以价值，展开国际传播体系发展的新语境，为文明和文化发展提出新的范式。当前媒介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新闻聚合和信息接收的形态，出现的“过滤气泡”“回音室”效应强化了信息闭环，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主流媒体为实现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第一步是要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定位。受到文化构建的影响，中华文化“因为熟知而未知”，以国际视野拓展空间连接并了解其他文明，在学习和比较中认识自身，推动文化的自我完善。对于他者文化，主流媒体通过新平台和新技术真实再现外部世界，创新传播内容，拓展与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等多元主体的虚实连接，以此来实现文化从比较到对话的过程。在处理自我和他者文化的交往过程中，以间距思维处理文化多样性，规避文化同一性带来的自我投射[29]，借鉴不同文化背景下多元主体的视角，寻找自身文化普遍性内涵的同时与他者文化形成价值共识，在动态的文化交融中实现文明互构，创造世界文明的新线.价值共通作为目的：间距的意义

  文化间距理论主张“从间距出发去推动共通”[31]，通过打开间距进入并抵达共通，一是从家庭、国家、宇宙等自然的共通中观察、发现自我，二是在文化性和政治性等制造的共通中推展自我。文明互鉴与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建立沟通的共通空间[32]，现代语境为传统交往提供新的技术共通、知识共通、文化共通语境，出现新的“数字共通”解释框架，强调基于中华文明哲学的公共交往，如何在数字传播技术模式下实现共享、共鸣、共通，最终达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目标[33]。

  “数字共通”框架下的主流媒体传播应当寻求不同价值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与人、人与物、机器与物的相连，为多元主体、多种声音、多重价值提供相遇与交互的云端空间。“共通”并非相似，也并非相同，而是流动空间中的多元呈现，以实现“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34]。

  近年来，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不断推进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中华文化故事作为价值观的柔性表达，成为新型主流媒体传播的重要抓手。文化传播符合当今国际受众的文化感知和审美体验，传播中华艺术、美食、医药、节日等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深入挖掘历史资源和文化故事并制作融媒体产品做全平台推广，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丰富多元的文化内容要求主流媒体构建形成多层级的软实力资源体系，需要挖掘和融合富有审美体验、思维情感、思想理念的文化资源，以此为基础追求“共通”。中华文化按照传播层次可以分成实用性文化，如汉语、茶叶等；艺术性文化，如诗书、曲艺等；思想性文化，如中国哲学和中国价值等。其中，实用性文化和艺术性文化作为文化符号在产品推广和媒介传播中运用得更广泛，而精神思想的深入挖掘和国际推广仍有空间[35]。

  为打破相对刻板单调和自说自话的传播，除经典软实力文化资源的现代演绎之外，也要挖掘相对冷门生涩的资源，并进行跨学科、多维度演绎。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整合全球数十家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宋代人物画、山水花鸟画，在新技术赋能下“让文物活起来”，于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两季推出《千年调·宋代人物》和《千年调·宋代山水花鸟》数字特展，再现宋人生活方式、服装形制，同时，表现了宋人寄情山水的理想世界，以及追求和谐、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的生活理念，从色彩、声音、形态等“内在感官”的审美连接打开共通的空间，以题材创新、技术表现创新等突出优势获得多项国内外大奖，得到国内外同行和观众、网民的认可、欢迎，是近年来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创新范例。将中华民族“尚公”的集体观、“贵和”的发展观、“思辨”的文化观、“重礼”的道义观等精神思想的自我表达[36]，转化为可以被他者所理解、为国际受众所认知的文化故事，需要艺术化的演绎和产品化推广，揭示彼此的共通之处。

  “审美判断力比智性的判断力更能冠以共同感觉之名”[37]，感官审美相通是情感、思维和态度相连的生理基础，促成情感相通[38]。文化间传播易出现因认知差异、话语表达方式差异带来的误解和误读，而世界人民的情感共通则不受语言、文化背景、政治理念等因素的影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遇鉴文明》节目选取古琴与钢琴、京剧与歌剧、故宫与卢浮宫等文明主题，在品味文艺表演、讲述历史故事和交流互鉴历程之中，以细腻的叙事承载着人类情感的共鸣，让受众感知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在感官和情感相通的呈现基础上推进理念的交流互鉴，是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最终传达的精神内核。文化符号作为载体富含时代印记，与时代的处境息息相关。历史资源的发展全息地展现了创作者基于不同时代背景的考量和规划，以及人和事件的历史发展的动态历程。展现在文化资源中隐含的田园牧歌式、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价值观，既为文化间的交流打开间距，也通过全球共同关注的内容和现代化的价值创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不同文化中汲取解决全球问题的智慧，促进文明间的交往。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文化资源通过再现、重构和转化，形成了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和文化资本的商业化[39]，文化的产业化不仅贡献了短期的经济价值，更能够产生长期的、可持续的文化影响力。技术赋能文化产品创新与国际交往场域扩展，为文化触达更多平台、多元受众、更远距离以及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提供场域，为文化打开间距、焕发生机创造契机。

  主流媒体的文化专题融媒体产品通过民间传统文化与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的结合，运用至文化产品的还原修复以及图片、视频、音频等方式的呈现，2D动画、3D建模、H5、VR/AR视频、互动游戏、数字虚拟人、直播等形式增强文化的可视化效果和互动感受，满足观众沉浸式、现场感、交互式体验需求，实现文化的新时代表达。《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运用XR、全息扫描和4K实时渲染技术还原《千里江山图》的艺术效果和整体意境[40]，平台多元化传播及全球巡演制造了文化间的相遇，促进了文化交往。

  新型主流媒体加强平台建设，建立中央厨房新闻生产机制，打造CGTN、China Radio、People’s Daily、XINHUA NEWS、China Daily立体传播体系，在Facebook、X、YouTube、TikTok等海外平台账号投放适配不同平台的短视频、图文内容，实现各终端之间的跨屏互动和推送，依托算法技术对于用户画像和行为偏好的采集，精准传播文化故事增强观众的文化感知。《与象同行》以慢直播的形式记录了云南野象南归的过程，同时分解为短视频进行平台话题营销，全景化和轻量化的产品融合式传播推广方式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与关于生态保护的对话。

  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人们获取信息、生产信息的方式。新华社牵头制定机器生产内容（MGC）的分类标准，区分人生产内容、机器辅助审核、机器辅助加工、机器有条件自动生产内容、机器高度自动生产内容、机器完全自动生产内容，实现机器作为生产主体参与信息采集、加工、审核的生产环节[41]。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间好时节》运用AIGC技术和“5G+4K/8K+AI”战略，通过科技和艺术的融合加强节气文化的美学演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图像、人物、视频、动效生成，进行美术设计和成片，应用于《千秋诗颂》诗词节目的创作[42]。《千秋诗颂》是中国首部文生视频AI系列动画片，其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版本在总台CGTN上线发布并同步在德国、意大利、巴西等国10余家主流媒体播出。

  从文化符号的角度看，间距带来吸引力，可以针对不一样地域、不同群体打开间距；而从受众情感的角度看，共通引发全人类的共情感知。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不能自说自话，需要避免交流过程中自身预设标签。在数字化时代实现你与我的真实交流，则需要构建跨时空、多层次、共通性的话语，建立认知共情、情感共情到行为共情的路径，从信息传播转变到多元对线]，以满足世界各地、多元受众的文化需求。

  传播的过程需要符合受众认知水平，做“重输入，浅输出”的内容呈现，即使是厚重的历史题材也要进行轻量化的浸润式产出。如关于三星堆的国际传播中，通过《三星堆点睛计划》的孩童绘画以及《我怎么这么好看（三星堆文物版）》的歌曲改编等轻量化作品，实现短视频预热；并延伸至“幻彩三星堆”纪实性活动，为受众沉浸体验古老文明提供场域；对于希望深入了解三星堆缘起、考古挖掘、文物细节等内容的受众，也提供了三星堆博物馆云展馆等新媒体产品[44]。同样的作品也可以针对多层次的受众，实现对不同群体的精准传播，如同样的雕塑艺术，受众既可以认知到中国艺术之美、美学的发展，也可以挖掘到中华文明历史源流，同时进行更加深入的建筑学解读。多样化产品满足多种文化背景受众的认知需求，让文化传播更加春风化雨、抵达观众内心，实现文化“间谈”。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在挖掘共同价值、进行共情叙事的同时，也要实现精准化、在地化、分众化传播。选取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桥接社群，以及具有较强传播能力、较高交往意愿的群体，与高层人士、文化专家、各领域名人、文化机构工作者等对话，实现从意见领袖到子群体的精准传播，强化与外国企业、社会组织机构、网红、“自媒体”等主体的合作，满足多种社会群体的内容需求。同时将想象的“国际”概念拆分成具体区域、具体国家，基于对目标地区特色和受众偏好的调研，优化叙事内容、呈现风格、媒介使用偏好等要素，进行文化内容的再生产，实现“一国一策”“一国多策”的“面对面”区域化传播。

  文化间距打开了熟悉与陌生、特殊与普遍之间的意义生长和流动，为彼此的相遇和双方交往提供了新的场域，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文化间相互进入的过程，不仅实现了中国故事更加通达的传播，还完成了中华文明的自我审视和重构。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双向和多向交流，共同展示人类丰富多元的文化，正是文化交流互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文化是民族血脉和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传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对于继承发扬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在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把握文化传统基因与时代表达、文化传播道与术的“间距”，并借助新型主流媒体实现文化资源挖掘、技术创新与精准化、在地化、分众化传播的创新，从而制造相遇、扩大“我与你”之间的交往场域，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是值得不断讨论和反思的话题。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向和动态的交往中交融再生，推动中华文明的多元化发展，打破霸权主义与零和博弈，以平等、开放、包容的态度促进世界文明的繁荣和发展。